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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务工作

辉煌95|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2016-7-3 14:54| 发布者: qdla| 查看: 1302| 评论: 0

摘要: 开头语: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学习教育,“深入宣 ...


开头语: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学习教育,“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丰功伟绩,宣传95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作为一名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老党员,深感认真学习党史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只有牢记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力量,我们前进的方向才会更明确,前进的脚步才能更坚实有力,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强大!本人退休以来,走过一些红色旅游景点,每到一处,都有很深的感触,重新勾起了对我们党波澜壮阔的历史的回忆,也更加热爱党,更加怀念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先烈们。虽然本人各方面水平有限,我还是愿意把看过的或知道的一些历史事实整理出来,在以后的时间同朋友们特别是青年们交流。文中的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


遵义会议会址

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正当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违背中国国情、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思潮开始泛滥。


王明(左一)、博古(中)、李德(右一)

先是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第二次“左”倾错误。这一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损失。同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纠正。1930年冬,党内以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几个在苏联留学、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工农群众,没有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经验,不会打仗,只会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生搬硬套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在反对“立三路线”的同时,形成了一种更加“左”倾的错误思潮。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中共中央总部在上海呆不下去了。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由上海迁入毛主席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到了苏区,他们不但不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其“左”倾冒险路线。他们坚决反对毛主席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理论,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甚至撤消了毛主席的领导职务。
    
这时候,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于1933年10月调集100万军队、200多架飞机,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层层筑碉,逐步推进”的新战术,并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当时,在苏区负责军事指挥的博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周恩来“三人团”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正确建议和主张。由于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完全让给了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李德实际上拥有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他们先是推行“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策略,向敌人巩固的阵地发起进攻。进攻失利后,又在敌人的猖狂反攻面前实行“处处设防”、“分兵把口”、“节节抵御”的阵地战。结果是,红军战士虽然英勇顽强与敌奋战,也给了敌人很大的杀伤,但由于战略全局指导上的根本错误,苦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减员日趋严重。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突破敌军包围,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四个出发地出发,拟向贺龙、关向应、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了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第一村

福建长汀: 长汀是红军的故乡之一。从1931年到1934年,长汀共有2万多人参加了红军,6000多位先烈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称为“红色的土地”。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就是牺牲在长汀。长汀中复村(又称钟屋村),位于长汀县与连城县的交界处,四面环山抱水。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进入紧要关头,国民党大军向离中复村不远的松毛岭进逼。留守在松毛岭的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共五、六千人据险与敌激战。战事持续了七天七夜,最后失守。9月28日,红九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撤出战斗,进行转移。9月30日上午,红九军团数千名红军战士,在中复村的观寿公祠前召开誓师大会,之后向西疾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中复村是距离长征落角点最远的一个出发地,红九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最早奉命长征的,也是走的长征路最长的红军主力部队,因此这个村被誉为“红军长征第一村”。


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福建宁化

福建宁化:福建省宁化,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中央21个苏区县之一,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起点县之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在这块红色土地上进行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 在革命岁月里,宁化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在当年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中,宁化是中央苏区的扩红典型,仅有13万人口的宁化,参加红军的人数达13700多人。宁化还是当年苏区经济发展最快,财力、物力支援前线最多的一个县,为支援前方的红军将士,宁化人民捐献了大量的粮食、生猪、鸡鸭、草鞋、银元等物质,赢得了苏区“乌克兰”之美称。宁化参军的英雄儿女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用鲜血谱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在长征途中最悲壮的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伤亡达4万多人,其中宁化籍红军将士就近一个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驻宁化主力红军各部约1.4万人于1934年10月6日至8日,分别从宁化的曹坊、淮土等地分两路向江西于都方向集结,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瑞金云石山

江西瑞金:江西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是当年党中央驻地、苏维埃中央政府诞生地和毛泽东思想主要发源地,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八一”建军节的诞生地。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大地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瑞金成为“赤色的首都”和全国苏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瑞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年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支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超过5万多人,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曾有党史专家以“上海建党,开天辟地;南昌建军,惊天动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国,改天换地。”精辟地概括了瑞金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      
    
瑞金云石山的“云山古寺”,1934年7月,毛泽东、张闻天及贺子珍等居住在此。这期间,“左”倾错误路线致使红军在战斗中处处被动,损失惨重,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毛主席看在眼里,痛在心中。他向中央提出了很多正确的建议,但均被拒绝。毛主席深明大义,忍辱负重,以革命事业为重,日夜操劳,还前往于都、会昌等地作调查研究并指导工作。
    
在云山古寺中,张闻天与毛泽东经常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他看清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认识到了“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充分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这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关键作用。
    
1934年10月初,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10月10日那天,风啸雨残,中央机关的领导齐聚在云石山的路旁,编入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与当地群众洒泪告别,踏上漫漫长征路。在转移前夕,毛主席、贺子珍为了革命事业,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毛毛留在根据地,从此杳无音信。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毛主席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瑞金的众乡亲,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离开了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苏区,离开了瑞金云石山旧居,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云石山被称为“红军长征第一山”。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到:“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了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时,在云石山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坚持革命战争。  


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于都

江西于都: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这块红色的土地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集结地和出发地之一。于都河(即贡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1934年10月16日,参加战略转移的各部队在于都河北集结完毕;在于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17日,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顺利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央、军委机关、红军总部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就是从于都县城东门的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渡河前,于都人民满怀深情送红军,“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红军战士凝望着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依依惜别了前来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

湘江战役,
红军损失惨重


血战湘江

红军开始转移后,蒋介石很快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筹莫展,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在行军中,由于部队、机关人员众多,携带了大量笨重的物质器材沿山路行进,拥挤不堪,行动缓慢。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贻误了战机。
    
1934年10月至11月,我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25日渡过信丰河。11月5日至8日,突破了广东仁化县城口与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3日至15日,在湖南郴州、宜章之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在中央红军连续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又调集40万兵力,分五路布成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的态势,布下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广西兴安、全州、灌阳的湘江东岸全歼红军。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中央军委决定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从11月25开始,红军与优势之敌浴血奋战7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了湘江。为此,红军付出了折戟过半的惨重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苏区彻底沦陷;湘江战役使8.6万红军仅剩3万余人。数万红军尸横遍野,血洒湘江!根据地数百万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惨烈屠杀,千坟岗、万人坑到处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灭族、灭门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教条主义错误酿成的后果!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与毛主席领导的四次反“围剿”屡战屡胜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面对湘江战役惨败的场面,面对成千上万倒在血泊中的战友,红军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夜深沉,路漫漫,全军上下更加想念毛主席,广大红军指战员迫切盼望着重新确立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肖华上将在《长征组歌》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

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
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察觉到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湖南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另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通道会议会址—恭城书院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了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在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主席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主席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最终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的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会址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主席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同志转变了观点,支持其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黎平。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主要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与会大多数也都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因此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主席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使红军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和覆灭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同时也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 (今草塘) 宋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不顾红军前有重兵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仍不执行黎平会议的决议,不同意过乌江。他们坚持在乌江南岸打游击,并待机回兵湘西。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


猴场会议会址

猴场会议是红军入黔,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之后,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强调加强政治局对作战方针的领导,基本上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确立转入反攻,消灭敌人主力的指导思想,使作战方针由消极防御、消极避战转为积极作战、积极防御;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政治宣传,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瓦解白军,传播革命火种。猴场会议的决定,使红军一举突破了乌江,直捣遵义,实现了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猴场会议初步恢复了党的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复活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了准备;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

距离贵州瓮安县城45公里的乌江江界河渡口是通往遵义的主要渡口,江面宽120多米,两岸悬崖绝壁,横亘天际,形成“乌江天险”。1934年12月31日,“猴场会议”以后,中央红军立即作出抢渡乌江战斗的决定。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由南向北兵分三路,经过3天3夜的顽强战斗,突破了乌江,击溃了黔军,开始向遵义挺进。
    
1935年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1月7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占领区,确保中央机关的安全。占领遵义后,红军得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举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娄山关,位于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峻拔的山峰之间,是进入四川的重要隘口,离遵义约60公里。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后,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慌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老巢。为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和遵义会议的安全,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夺取娄山关,以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1月9日红军以猛烈火力从关南发起总攻,迅猛杀上娄山关,战斗大获全胜。红军第一次攻克娄山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15至17日,在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几乎面临绝境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市老城红旗路80号的两层楼房上,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会议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了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使党内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位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悉中国国情,又有丰富的领导经验的领袖来掌舵。毫无疑义,毛泽东是最佳人选。遵义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中国化。
    
1921至1924年建党初期,那时候,党好比是刚刚出生的幼儿,处在学步、探索、成长阶段;1924至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党基本上是国民党的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性;1927至1934年,党好比是共产国际的试验田,处处受共产国际制约,事事得跟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因此,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可以说,1934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主体性、独立性,就是别人的工具,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和独立行动,致使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推行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长期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他们脱离中国国情,不从实际出发,不听从甚至拒绝、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多次惨烈失败,甚至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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